京融实配多地密集披露“职业背债人”案例：产业链分工明确，有的骗贷上亿

　　多地密集披露“职业背债人”案例：产业链分工明确京融实配，有的骗贷上亿

　　作者：王方然

　　“3个月躺赚200万元，代价是余生被银行追债！”在信贷市场的灰色地带，一个被称为“职业背债人”的特殊群体正在野蛮生长。他们被中介机构精心包装后，成为套取银行贷款的完美工具。

　　近期，多地法院密集披露了多起涉职业背债人的金融犯罪判例。记者梳理发现，这条黑色产业链已形成严密的协作网络：介绍人在各类平台上发帖锁定潜在背债人“拉人头”，实操中介团队负责“包装”身份、动用各类关系办理贷款事宜，“白户”则负责最终背债。某些专业团伙已实现“规模化作业”，能套取银行上亿元资金。

　　这些职业背债人的动机是什么？真能拿到高额收益吗？将面临哪些风险与法律责任？通过上述判例和第一财经联系到的背债人的亲述，个中详情渐次清晰。

　　“200万买断人生”

　　与大众的认知不同，职业背债人的构成较为复杂。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发现，其中既有低收入群体、冲着高薪“上钩”的失业者，也包含部分资金链困难的小微企业主。

　　“3个月赚200万，代价是成为老赖。”这是许明(化名)一开始就清楚的事情。他来自粤西一个乡村，初中毕业后就进厂打工，一直处于“赚少花多”的状态。

　　许明最初接触到背债，是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。有人在大量招收白户“村民”，称短时间内可以赚到百万元。贷款行业里，一些“征信正常，没房、没车、没有资产”的人员，被称为“征信白户”。这些“征信白户”多数居住在农村地区，他们平时没有向银行贷款，个人征信良好。

　　他觉得这是个“改变命运的机会”，钱到手就找个地方“隐姓埋名”，“阔绰过一辈子”。“大不了就是坐不了高铁、飞机。这有点像是父母辈下岗的时候买断‘工龄’。我去做这个操作，200万买断人生。”许明说。

　　与许明相比，此前在工地干活的陶天(化名)则是稀里糊涂当上了背债人。由于行业下行，他去年至今打工一直断断续续，有天他在网络上看到个广告，声称只要是白户就可以尝试“一个年薪百万的职业”。他联系上这家公司，对方承诺只需配合完成购房流程，就能轻松拿到一笔不菲的酬劳。

　　对接的中介告诉他，需要“包装身份，去银行贷款，背一套房”。房贷由中介偿还1到2年，至少主观上就不算诈骗了。即便“爆雷”，也会有人来解决。他虽然知道“可能违法”“对征信也不好”，但还是选择冒险一试。他按照要求，跟着中介伪造收入证明、社保记录，甚至办理了银行卡和电话卡。

　　而孙玉(化名)接触背债，是出于资金周转的急切需求。他曾经是一家餐饮店老板，但疫情期间亏损严重，四处筹措资金却没有着落。从银行、各大网贷平台也已很难再贷出款项。压力之下，孙玉决定“破罐子破摔”，牺牲信用“来点快钱”，打算为一家公司背500万元债务，从中换取200万元的报酬。

　　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职业背债人，因为不同的动机、相似的目的被聚在一起。在中介流水线操作下，他们不再是失业、贫困、资金链断裂的“失意者”，签完各种资料后被精准包装成有资产、有工作、有公积金的“三有人员”。

　　许明、陶天被包装为一家工业公司的财务经理，年收入10万元。孙玉则被包装为一家建设公司的高管京融实配，拥有稳定的收入和大量个人资产。

　　陶天回忆，当时签了很多资料，中介公司发来一家公司的名称和信息，要求他记牢，在办理贷款时需要使用。而对怎么借用的身份、要使用在哪里、具体如何操作，他一无所知。

　　团伙作案、多次骗贷

　　在背债环节中，职业背债人需要接触庞杂的中介网络。孙玉、许明接触的中介均超过十人，既有“介绍人”，负责“拉人头”；也有“渠道商”，负责对接“客户”；还有所谓“真正的中介”，负责“实操”环节。

　　许明回忆，自己首先接触的是网络上联系到的介绍人王某，王某搜集资料后，将他介绍给了“上级公司”，对接人是李某，李某检查征信报告、帮他包装完身份后，又将他推荐给了丁某。

　　丁某直接对接操作团队。在操作团队中，有人负责找房子，有人负责伪造工作和社保记录，有人负责和银行内部贷款经理沟通。最后他们会被拉去“背房”“背车”或者“背企业”。许明选择了“收益”最大的一种方式，即“背房贷”。

　　孙玉也被多名中介“经手”过标准化流程后，最终进入实操环节。不过他很快打了“退堂鼓”，因为经手的人太多了，他觉得自己实际到手的钱可能有限，冒这个风险似乎并不值当，于是果断选择“跑路”。

　　但此后，他依然不断被各类中介联系。从一名中介处他得知，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发送至一个百人左右的微信推荐群内。如最终做成背债“生意”，发送信息者可赚取一两千元的“介绍费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从各类判例来看，在职业背债模式中，中介基本都并非单兵作战，而是搭建起了庞大的网络。

　　今年7月，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贷款诈骗判例，柯某某、胡某夫妻为名义贷款的“背债人”，但背后却涉及高达9人的“包装贷”团伙。其中，徐某、魏某为提议者，许某某担任中介，高某是联系人，具体实施者是陈某、韩某某、桑某某。8月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披露的翟某某等4名贷款中介案例，涉及的亦是包装贷团伙。

　　对于庞大的中介网络而言，让职业背债人背上“房贷”等，只是一个开始。

　　记者调查发现，职业背债人最初背负的债务主要来自三类“硬资产”：房产、车辆及企业债务，这些大宗标的往往能撬动更高额度的贷款。

　　许明告诉记者，在通过“高评高贷”套出第一笔资金后，自己并没有拿到承诺的报酬，中介却要求他以这套“名下”房产继续贷出更多的款项。他听从安排，分别在一家股份行、一家农商行申请装修贷，共套出约20万元。同时还申请了多笔消费贷。

　　以团队作案的中介机构有时甚至能在短时间内骗取千万元金额。在上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案例中，2022年12月，被告人翟某某伙同被告人黄某某、王某某等人，在明知被告人连某某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情况下，通过为其编造虚假的工作单位、住址、伪造公积金缴纳记录的方式，骗取两家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共50万元。翟某某等人还将20多名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人员包装为医药公司、建筑公司等单位职员，以此骗取上海某银行“个人消费贷款”共计1110万元。

　　浙江省绍兴市检察院此前披露的一则案例显示，一个职业背债人团伙累计骗取银行贷款超过2亿元，除去购房款和已还贷款本息，实际骗得贷款8000余万元。

　　背债人同样面临刑责

　　与背负的高风险相比，这些背债人实际能拿到手的酬劳往往有限，中介精准“收割”了多数骗取的贷款。

　　根据上述上海的案例，贷款到账后，翟某某等人从中抽取60%左右作为佣金。这也意味着，职业背债人到手的钱不足40%。

　　陶天背上了200余万元债务，但实际到手的酬劳不足20万元，与此前沟通的相去甚远。“原本约好五五分成，说有百万收益，但实际稀里糊涂都被他们套走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人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浙江省绍兴市检察院披露的一则案例也显示，2020年天津的班某夫妻因做生意缺乏资金，在熟人介绍下找到了中介南某委托办理贷款。南某先是安排“垫资方”出资，以班某夫妻的名义购买了一套350余万元的二手房，并最终贷出310万元。该房产实际的成交价仅为190万元。也就是说，扣除房款后，从银行套取了约120万元资金。

　　“刚开始说好办出来的贷款是给我的，但后来他们说都拿去抵房款去了，我实际没有拿到钱。”班某表示。扣除购房成本和部分还款，剩下的钱全部落入了南某等人口袋。

　　在央视近期报道中，有贷款经办人表示，仅前面(手续环节)抽成就达到20个点。7月21日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警惕“职业背债”陷阱的风险提示中指出，从实际案例看，背债人到手的“背债费”只是贷款金额的一部分，大量资金被不良中介和不法人员瓜分，而背债人却要背负远超自身所得的债务。

　　除了背负巨额债务，职业背债人帮助伪造资料骗取金融机构资金的行为，可能涉嫌诈骗、非法集资、骗取贷款、洗钱等刑事犯罪，沦为不法分子的共犯，面临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。

　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聂成涛对第一财经表示，中介机构通过虚构材料、夸大资产价值等手段骗取银行贷款，其行为已涉嫌构成贷款诈骗罪，也可能涉及伪造证件罪等其他关联罪名。对于职业背债人而言，他们可能被中介以“零首付得房产”等话术诱导入局。初期中介会代为还款制造合规假象，待贷款批下后便卷款跑路，留下背债人独自面对巨额债务和征信黑名单。

　　对于量刑，聂成涛认为，贷款诈骗罪相关的所有量刑都与涉案金额大小有关，要视具体情况而定。

　　我国《刑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条中规定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　　近期披露的多个案例中，组织背债的中介判刑多在十年以上，职业背债人也需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。

　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披露显示，经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，2024年9月，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翟某某等4名贷款中介有期徒刑3年9个月至12年不等，判处连某某等30名借款人员有期徒刑2年3个月至2年半不等。

　　浙江省绍兴市检察院披露的判例显示，2022年7月，经绍兴市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，背债人中介吴某、南某等人因犯贷款诈骗罪、违法发放贷款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至缓刑不等，并处罚金。在各地公安机关的联合打击下，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黄某夫妻等其余涉案人员也先后落网。经柯桥检察院提起公诉，“背债人”黄某夫妻因贷款诈骗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2年2个月与2年京融实配，并各处罚金2万元。